丁香城

一口气读完了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然后忍不住想要写点什么。
写什么呢？我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一直在告诫自己，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有它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关联，而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们的故事经过黄先生的深入剖析，吸引我的也就不仅仅是历史表面的风花雪月，而是隐含在这层表象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结构性——黄先生称之为“大历史”的东西，而这种“大历史”又给了韦伯的那个著名的“大”问题即“现代性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东方”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中国历史的演进一直存在着一个叙事线索：从上古开始，由于农业生产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共同灌溉和相互协助的需要，黄河流域的各个方国的命运便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便导致一个绝对意义上权力中心的过早出现，说过早是因为这种权力管理的只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同质性强，类似于迪尔凯姆所言“机械团结”的社会，因此易于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加以统治。但是，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城市的兴起，这种“机械团结”势必会被“有机团结”所取代，而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却一直缺乏管理大型复杂社会的“技术层面”的能力（黄语），具体表现在对于社会财富的数据缺乏了解且缺乏处理这些财富的指导方针和意识形态，因此，每每到了朝代后期，统治者颁布的政策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中又培育不出一个能和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市民阶层”，因此上述矛盾一直存在，虽然经过隋唐而入宋代的科举制改革，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但仍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黄先生对于宋代的分析尤其令人感慨，特别是旨在扶植商业发展进而使政府获益的王安石变法，类似改革的失败更是说明有时在社会结构面前个人的无力感）反而造成了明代的复古策略——即抑制商品经济，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上面的结论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在中国古代，政府一直没有摆正对于金钱和商业的态度，士大夫阶层尤其是这样（他们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话语）——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往往对金钱和商业存有偏见。殷鉴不远，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的话语以及多元社会的苗头，其实是回到了历史的正常轨道，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新的重构，知识人阶层也应该去寻找自身的新的定位。在这方面，我想起了费孝通先生曾经把自己的学术理想定位为“志在富民”四个字，这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发展话语以及多元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作为的公共性空间。而以史为鉴，政府也应当积极探索有效率的管理模式，转变职能，才能不辜负大历史的重托。